“令吴永刚影片真正出类拔萃的不仅仅是对妓女的运用，而更在于它创制了一种新的语言，将社会压迫的历史内容和电影媒体所特有的创新性因素结合在一起”，“是把弗洛伊德的问题转换为一个马克思式的问题，把‘力比多’的问题转化为一个‘社会问题’”，“这个新的语言使得《神女》的‘左翼’立场不是概念化的，而是深入到文本机理之中，转化为叙述者的立场，不仅仅停留在电影的故事层面”。作为都市“奇观”的娼妓与承载伦理价值的母亲形象的复合并不是《神女》的原创，但《神女》的特殊之处在于其超越了鸳鸯蝴蝶派对于妓女形象的奇观性呈现，而是以对社会结构性压迫的反思与控诉去呈现都市阴影里商品化的性劳工如何挣扎在传统意义上的母亲形象（温柔、奉献、爱子）与“下贱的人”的悖论之间。